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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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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骞磋帿骞插北浼氳锛堣繛杞戒竴锛?  

2008-10-29 18:11:00|  分类: 80年代人与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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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

――记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

柳红(原载《经济观察报》 20081027日)

 

中国改革时期的会议很多,能被记载的很少。而中青年经济学家的两个会议将被载入史册:一个是19849月的莫干山会议;一个是19893月的京丰宾馆会议。前者,使中青年全面崛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时代;后者则随着那年初夏的历史事件而暂时销声匿迹。开会的人,各奔东西,有的升官了,有的落野了,有的经商了,有的走远了。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侯,“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这是指198493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上山开会者甚至成了一种荣耀。

然而,一直被遗忘、忽略或隐去的是,莫干山会议是怎么开始的?复旦大学的张军研究改革思想史,曾专论莫干山会议,但是他说:“我没有找到筹划这个会议的更多细节信息”。既然这么重要的会议,是谁的动意?谁在组织?一句话,谁搭起了这个台子,捧出各路青年登台亮相,脱颖而出。今年5月出版的《体改所与政策制定》[1]一书,用了不小的篇幅讲《1984年和莫干山会议》,但是据一些当事人讲,其中错讹不少。

因为特殊的机缘,我熟悉莫干山会的几位发起组织者。当我萌生了想记述这段历史的念头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除了一对一采访,也听到他们相互间的对话、补正,以及不断追加新的回忆给我。这个过程极有乐趣。但愿这篇文字能够加深人们对于那个神龙见尾不见首的会议的了解。

 

一、谁是发起人?

 

莫干山会议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为此,我采访了朱嘉明、张钢、黄江南。

1984年,他们多大年纪?在做什么?

朱嘉明和黄江南33岁、34岁,同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助理研究员。他们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此时,刚参加完社科院举办的第一次博士招生考试。

张钢,35岁,《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

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二、缘起

 

谈及莫干山会的缘起,朱嘉明、张钢、黄江南不约而同地想起天津-北京的火车。

黄江南记得“那时穿得很少,是夏天,我和嘉明等人去天津南开,在火车上议起来。北京青年经济学界已经动起来了,外地青年经济学家还没有。比如,天津的就特别想参加北京的活动。南开的杜厦把天大和南开的研究生组织起来,经常找我们去讲课”。张钢回忆:“我和嘉明、江南去天津南开和研究生对话,在回来的路上,大家议起,农村改革已经五年了,不进入城市改革不配套,不行。各地有人才,应该交叉,于是提出召开一次会议,”朱嘉明说:“我认为光靠老一代不行,年青一代应该登上历史舞台。19841月,我去杭州,和刘佑成谈过。莫干山地点是我提出来的。1984年夏,我们去天津支持南开的活动,当时,天津经济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集体的力量,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口述,张钢写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通知”,是用铅笔,在一张破纸上写的。下了火车,直奔月坛北小街2号院3号楼,在二楼会议室,让乔桐封整理,回到2号楼定下来,定稿是乔桐封写的。”

毕竟二十四年过去了,记忆留下来的是一些零碎的片断和画面。翻阅朱嘉明1984年的日记:

9110

生活工作在莫干山

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自93日-910日召开,这是我提议,与佑成、江南在今年3月于杭州发起的。会议成功了,感到由衷的欣慰。

在莫干山,住329楼。几乎每天早晨都去爬山。

我直接组织“对外开放组”的讨论。基本上是成功的。

 

1984骞磋帿骞插北浼氳锛堣繛杞戒竴锛? - 柳红 - 柳红的博客                 从左至右:19841月下旬刘佑成、黄江南、朱嘉明在杭州

 

至此,可以看到,开会的设想最初萌生于朱嘉明的头脑,然后在杭州和刘佑成、黄江南交换意见决定下来,接着张钢加入,讨论、启动、落实,张钢成为会议最重要的组织者。

朱嘉明的日记中有1月份在杭州,3月份在北京与刘佑成详谈、见面的记录。显然,刘佑成是使莫开山会议得以召开的人物之一。我先在网上搜索,知他曾任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还做过公司董事长以及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可是后来的踪迹就没有了。通过杭州的朋友打听,还是没有联系上。

 

三、开会有风险

 

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尚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比较紧张。人们走得小心翼翼,怕踩雷,怕前功尽弃。党内改革派和民间改革者彼此都需要借势而行。

19845月,在安徽合肥,由民间发起组织了一个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温元凯是组织者之一。他们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意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图。这个会以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

    会议锋芒毕露,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

张钢说:“改革者大会后,草木皆兵,这时开会非常扎眼。为了增加合法性,所以才想到用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办法。”

9月份的莫干山会是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声势不可谓不大。

张钢说“会议筹备期间搞了一个会议筹备组,我牵头,现在有的书把我写成‘秘书’了。另外,有很多地方称会议有 ‘核心小组’,其实根本没有,倒是有一个‘领导小组’,由每个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比如《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王瑞荪,《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等。开这个会,没有领导表态同意,也没有反对。有人好心对我说:‘出了事,我们都可以脱身,你张钢跑不了’。我说,‘没什么,就是把我打倒,我也没有半截砖头高。’”

黄江南说:“浙江经济研究中心承担办会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地方;二是政府研究部门,从而有了合法性。原来只有报社。中国的事儿,得民办官助。我们要找官方支持。”

 

   (未完待续)


 

[1] Catherine Keyser《体改所与政策制定》,The System Reform Institute and Policy Making,大风出版社,2008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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