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柳红的博客

那些人与事

 
 
 

日志

 
 

那些人与事34:完美的互动  

2009-12-04 09:52:41|  分类: 《那些人与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完美的互动

 

柳红(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16日)

 

   从“文革”后,经济改革序幕拉开之前,中国就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经济学家和党的高层领导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贯穿了整个80年代。在这里,我要记录三篇文章背后的故事,其中两个主人公:一位是周叔莲,一位是胡耀邦。

 

1977年6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的周叔莲收到胡耀邦的来信,信是用粗铅笔写的:

 

“经过你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吸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事情。”

“要彻底清除四人帮这帮骗子流氓恶棍这些年来散布的大量毒素,提高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还要我们做极大的努力。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你还有更多的打算吗?还有更大的勇气吗?”

                                            胡耀邦1977年6月1日

 

信中所说的论文是指前一天,5月3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周叔莲的文章《科学、技术、生产力》。这是“文革”后经济学家第一次公开宣称和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其实,胡耀邦对这篇文章作了大量工作,没有他的支持和帮助,很难发表。” 周叔莲说。

 

那是1975年,中国科学院在胡耀邦领导下写了一份关于科学技术工作《汇报提纲》,被“四人帮”认为是大毒草,组织批判,理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否定了劳动群众的作用;否定了阶级斗争的存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此,周叔莲开始研究世界科技发展史,科技进步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并且在《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发现马克思多次讲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文革”一结束,开始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时,他便写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文章。

 

1977年4月中旬,周叔莲把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敏锐地感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只怕把握不住,便送给了上个月刚刚恢复工作,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的胡耀邦。5月上旬,周叔莲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校样,竟是胡耀邦的审阅修改稿,只见两页校样的四边,密密麻麻地写了近千字,补充论述了一些观点,落款是“胡耀邦五月一日”。周叔莲采纳了修改意见,将修订的新稿送给报社,这便有了5月30日的发表。然而,刊出的文章有不少删减,令周叔莲不满,于是,他提笔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本文开头的复信。

 

如果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科学家不是生产力的贡献者,知识分子就没有地位。而结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历史,也是要通过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才能实现。

 

就在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还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提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精神枷锁比想象得要牢固和难破得多。胡耀邦不同意中央文件中所称“四人帮”是“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问题。他问周叔莲:“你还有更多的打算吗?还有更大的勇气吗?”哪里是问给一个人的,而是向理论工作者的提问。正在推动打破精神枷锁和组织枷锁的胡耀邦,此时多么希望和需要肯定的答复。

 

 

那些年,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三个人的名字常常连在一起,是高产作家。他们同为复旦大学经济系同学,1953年毕业,周叔莲和吴敬琏分配到经济所,汪海波去了人民出版社做编辑。“文革”后期,周叔莲、吴家骏、林森木等研究人员被借调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研究组研究工业化、经济效果、基本建设问题,研究组由建委主任谷牧(1914-2009)领导。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11月6日谷牧去世,这是一位开辟经济改革事业的国务院副总理,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人,推动对外开放的领导者。到了建委的周叔莲有一个优势,可以接触实际,了解经济情况。而此时的经济所还处于瘫痪状态。于是,他常常和吴敬琏、汪海波互通情况、讨论问题。所以“文革”一结束,他们就将酝酿了很久的思想,合作写出来。

 

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于光远组织的全国按劳分配会。光1977年,就开了三次。之所以由此破题,是因为它是当时最尖锐的经济政策问题,也是妨碍职工劳动积极性的最明显因素。就在1975年冬天发表的“毛主席最新指示”里,还有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都是“资产阶级权利”。在第一次按劳分配会上,周、吴、汪三人准备了两篇论文:一篇批“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左”;另一篇从正面讲应该恢复奖金制度。

 

周叔莲在建委参加过工人工资奖金的调查。连装水泥的袋子,可以回收5分钱,都被人专门用刀砍坏,不让它作为回收品。他起草了一篇《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经过吴敬琏修改,三人讨论,联合署名。这是一篇二万字的长文,被印成了16开本的册子。因为有上一次和胡耀邦的交往,1977年10月7日,周叔莲又把这篇文章通过建委的交换递给胡耀邦。10月18日,他收到胡耀邦的回信。第一页是红铅笔字:

 

“粗略地翻了一遍,你们敢于接触实际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感到很好,内容从总的方面说我也是赞同的,个别地方有点小意见,请酌。退周叔莲同志。”

 

再往下看,他在十多个地方用红铅笔划了道道,在一旁写上批语。比如:在第二部分讲计件工资处,他写:“全文四大标题很好,是供读者去讨论的口气,但文中有些论断和所引用的材料没有完全注意这种口气,建议有些地方压缩一点,留有余地。”在第三部分,肯定奖励制处:“听说今年七月大庆劳动局长在全国劳动工资会议上有篇发言,不赞成奖励制,理由也很多,并且很坚决。请你们注意研究。使你们的文章说服力更强。”文中,他们引用了一篇调查报告,是60年代初的《鞍钢工资形式历史资料》。在这里,胡耀邦写道:“调查报告说好处有些条,帽子很大,分析不够,使人感到说服力不强。”……。周叔莲说:“虽然“四人帮”组织的文章和观点混乱而牵强,没有逻辑,但是,对我们的批评文章,胡耀邦一再强调要有说服力,要实事求是,要以理服人。”

 

文章又做了修改,在10月底的第三次按劳分配会上,由吴敬琏作为代表发言。而全文则发表在1977年12月5日和12日的《光明日报》上。这成为为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的第一篇重头文章。

接下来,有了奖金,有了计件工资,按劳分配,中国迎来了一个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高涨的时期。

 

从1979年开始,中国曾经有过持续一年半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是,在三十年前,它不仅是问题,连澄清这个问题都十分困难。不要以为这样的讨论微不足道,如果历史没有迈过这个坎儿,没有形成基本共识,改革的起动是不可想象的。

 

1977年7月到78年8月于光远领导的计委经济所组织了一批人去大庆作调查,写出一本《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主编是于光远,副主编是马洪、孙尚清、周叔莲。周叔莲在那里结识了马洪,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此时的马洪还没有解放,而调查尚未结束,他就被任命为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也被他要去做了副所长。其间有这样一个插曲。起初,于光远和调查组的人受到了大庆人的尊敬和客气地接待。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他们对属于大庆精神一部分的“干打垒”,先生产、后生活,提出质疑,认为不应当只顾生产不顾生活,要摆好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引起了有些人的不满,甚至开始批判于光远。然而,这只是全国大讨论的一个缩影和序曲。

 

1979年初,《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胡耀邦对此提了几点意见,强调要关心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党校理论研究室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以特约评论员名义于10月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提出:“必须生产生活一齐抓。”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随后,《光明日报》全文转载。10月25日,社科院经济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做出积极回应。不过,也有不少人反对否定“先生产、后生活”。党内一些高级领导也不同意继续展开讨论。胡耀邦只得被迫叫停。面对《人民日报》受到指责,胡耀邦和报社领导谈话时,曾激动地站起来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都是我负责和指导的,一切由我负责。

 

时间到了1981年。有一天,马洪布置周叔莲写一篇关于生产目的的文章。周叔莲还是与吴敬琏、汪海波合作。文章并没有署名马洪,而是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1981年第14期《红旗》杂志上,题目叫《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使命》。得到稿费后,周叔莲去马洪在三里河的家,将稿费一分为二,给马洪一半,自己留下一半准备三个人分。没想到,随后马洪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并把稿费寄去。周叔莲这才明白,原来这篇文章又是胡耀邦的意思。

 

回过头看,历史的面貌终于呈现出来了。1977-1981年,胡耀邦从中央党校副校长到中组部部长,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直至总书记;而周叔莲只是一位平凡的经济学工作者。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他们竟这样汇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互动呢?一是领导人有强烈的需求,他们愿学习肯学习能学习会学习,有对知识的渴望。胡耀邦并没有受过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而他的知识之渊博,历史意识之强烈,把握改革方向之准确,行动之果敢,后人谁能否认啊?他还有感情、有激情,流露和跳跃于字里行间;二是有整整一代像周叔莲,还有马洪、孙尚清、吴敬琏、汪海波这样的人,同样有激情,有责任感;三是在残破、僵化的体制中有缝隙,在政府系统,在党的系统,在科研机构,在彼此之前,官僚主义还没有凝固成铁板,还有上下穿透力,能左右互动。很大程度上,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种绝响。很难再见到这样完美的、亲切的、有效率的、对历史有深刻影响的互动了。

 

胡耀邦曾跟秘书说:“将来我们要写一本书,名字就叫《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今年80岁的周叔莲讲起往事来,一再说,“胡耀邦这个人,真不简单!”,语气中所包含的远远大于“真不简单”四个字。如今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简直就是一座座大山,一座座长城。回归每一个常识都要费多大的劲儿。

 

1985年我进入社科院工经所读研究生时,周叔莲正是所长。先前他已经当了六年副所长,辅佐马洪和蒋一苇两位所长。记得身着蓝制服、脚穿黑布鞋的周老师和高大的穿皮鞋的科研处长丁世昌一起到研究生院来看望同学时,同学们禁不住开玩笑说:不知是谁给谁提包儿的。周老师有浓重的江苏溧阳口音,音调直,说话爱皱眉头,似乎不好接近。然而,时间越久,我们越感觉他亲切。如今,满头白发的周老师愈发地有风度了。

  评论这张
 
阅读(876)| 评论(2)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