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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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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与事》12:三本书的命运(之三)  

2009-04-19 15:15:50|  分类: 《那些人与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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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命运(之三)

柳红(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4月13日)

于光远版本


   和于光远这个名字相联的有一个“机构”,叫“于光远编写组”,就是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书,终究没有编出来;只留下于光远所著七卷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以下简称《探索》)。

 

于光远不像孙冶方那样烈士般地悲壮,也不像薛暮桥那种水滴石穿地专注,而是游刃有余地在众多领域里出来进去,以“人生何处无乐趣”的心态,过“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的人生。于光远1915年生于上海,早年读清华大学物理系,和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同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去延安;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担任过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科学处处长;“文革”后,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和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经济学和自然辨证法两界的领头人,涉及领域包罗万象,连“笼养苍蝇”也在其中。

 

因为涉及领域宽,“文革”中,他的“罪行很全面”(于光远语),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有农经分站,心理学分站,科技分站,好协调各个分站对他的批斗。说起这些,于光远不是一脸“苦大仇深”,而是调侃。有一次,别人讲,在电视上看见他在“文革”中戴高帽、挂牌子挨斗的镜头,他兴致勃勃,说“真想看看自己那时的光辉形象”。

 

于光远不拘一格,爱琢磨,讲科学,发明创造特别多。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这么拗口的说法,就是于光远发明的,连苏联人都跟着这么叫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不能把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称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属于社会主义学说体系。所以,也不能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要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放到后面去。

 

于光远想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心愿始于1953年,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起起落落。1956年,他在中宣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碰到1957年的反右而中止;1958年重新抓起来,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度,中国经济学界写教科书的热情高涨,1960年达到顶峰,在高级党校召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然而,不久,又中断了。最后一次努力是在1960年底到1966年的五年半时间。于光远说:“我们花的时间不少,写下来的东西也很多,但始终没敢拿出来征求意见。”

 

那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宣传部双重领导,行政归中科院管,业务归中宣部管。于光远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副处长是林涧青。于光远领导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集中在厂桥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工作。吴敬琏就曾在这个小组里呆过几年。按照《资本论》的思路,他们只花了一个月就写完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并在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极大。“文革”中,于光远在宁夏干校劳动,有一次去银川看病。医生看见病历上的名字,大为惊讶,“你就是写《政治经济学》的那个于光远吗?”“是啊!”医生顿时对他充满敬意,细心治疗。

 

而社会主义部分却始终没有写出来。编写组的人反复研读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也只写出了一些阶段性的篇章。吴敬琏总觉得编写组的气氛有些特别:一方面,于光远骨子里倾向自由主义,他在编写组里培育自由讨论的气氛,几乎任何问题都能讨论;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阎王殿”在科学方面的总管,需要贯彻党中央的政治意图。对这一段工作,吴敬琏特别提到:“林涧青是文字高手,常常把你挖苦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于光远则是爱抠句子中的小逻辑。开始时,我特别不愿意帮助他们或者在他们的监督下写文章,可是后来回想起来还是大有好处。”

 

于光远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贡献,要属1977-1979年拨乱反正期间,发起对“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组织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按劳分配四次全国讨论会。在中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于光远,无疑是一个闪光的名字。

 

  “文革”一结束,于光远就向国务院领导提出,要完成当年接受的任务,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科院一成立,就有了一个编书组,设在院写作组里。19799月,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去兼马列所所长,“于光远编书组”也跟着转移到了马列所。然而,“20年过去了,好像离开写出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目标还是很远很远。”于光远提出化整为零的办法,先研究范畴。比如,写一本辞典,使大家有一个讨论问题的共同语言。同时,建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亲任会长,宋涛、骆耕漠、冯兰瑞为副会长。薛暮桥、孙冶方和许涤新为顾问。这是早年被称作经济学界四大名旦的薛、孙、于、许短暂地一次齐聚这个事业。到了80年代初,于光远就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写出一部有高度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说是很不够的。”不过,他依然雄心勃勃,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1985年,他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上发出倡议,用通信方式,举行为期半年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学术讨论会”。

 

事与愿违,他看到的是政治经济学的悄然退场。1988年,于光远说:“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明确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学家已经很少,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置于很不重要的地位。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不敢苟同。”他的奋斗变得越来越孤单,1987-1988年,他下了很大功夫,在《探索》四、五、六卷中,约有100万字的内容与此课题相关。在他这儿,这是统一的,一面执著于政治经济学探索;一面论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所有制问题,呼唤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在《探索》七卷里,股份制是重点,还有“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初稿”。20004月,85岁的于光远又发出了《呼唤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宣称:“这篇文章是我对政治经济学新一轮研究的开始。”如此激情,痴心不改!

 

1998年吴敬琏曾劝于光远,多花些时间写回忆自己参加党内一些重要事件和接触重要党史人物的文章,他说:“这样的事情,我们无法代替你。不要受现实问题的诱惑,那些问题我们可以做”。此后,我们读到一本又一本回忆录。然而,他的《探索》终止了吗?大概没有。那是他的宿命。

 

著作等身的人不多,于光远是一个。有人戏称“自然辩证法”为“自然变戏法”。于光远就像个变戏法的人,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在学科之间,在人际之间,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变出一张张好牌来。他曾给女儿小东记《终生日记》,编《小东小字典》;在干校给一位爱酒之人编《马克思论酒》,好让他喝酒有依据;还为外孙女非非出版了一本《非非—我的观赏动物》,被书店放到了宠物类书里。他得过癌症、肝炎,还得过“大玩学家”称号。我们很难再见到这样的人了。他的思维既是科学的、严谨的,又是发散的,跳跃的,天马行空的。他,官员兼学者,开怀大笑,口若悬河,幽默风趣,真心童趣。1986年起,于光远每年给亲友写贺年信,汇报过去一年的情况,他报告:“我的心情一如既往地那样愉快”。

 

关于于光远的笑话,最著名的是那个查无实据流传甚广的“厕所政变”。说的是,70年代末,社科院高层讨论接替胡乔木的院长人选,不少人提于光远。正在节骨眼上,偏巧,于光远起身入厕。这时,座中有人说了,于光远有错误思想倾向。待于回来,已是花落人家。

 

前不久,在经济所图书馆,花了一天时间,浏览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里面的文章,跨越近五十年。从书签上看,有的从未被借阅过。翻着那一张张泛黄的书页,感触良多。

 

于光远今年94岁,他以“世界真奇妙,后来才知道”的“活命哲学”,以“无时不思,不日不写”的方式,快乐而勤勉地活着。

 


 

尾声

 

中国经济学家从1956年开始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三位,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曾经是经济学界的“三巨头”,不仅是三个有智慧的大脑,而且是可以调动资源组织力量的人。他们穷毕生之力,没有完成1955年所接受的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不能不说他们的努力已经走到了极限。这有点像三个人从三个角度研究“永远机”,命中注定,走不出来。他们所要完成的课题,是人类智慧和思想资源尚没有办法对付的。但是,他们都创造了新的高度,给人们打开新的视野,用他们没有走出来的,启发和告诉人们。为我们,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探索的记忆和思想的财富。

 

三幅人物肖像:一位犀利;一位沉稳;一位潇洒。他们风格互补,是一个组合,一个团队,一道风景线。可惜,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么精彩的风景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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