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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的博客

那些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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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与事》2:挺进,挺进  

2008-12-22 22:20:24|  分类: 《那些人与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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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挺进/柳红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12月22日)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这篇陈然烈士的《自白书》,是我们那个时代传颂的诗篇。他被杀害时,年龄不足26岁。在小说《红岩》中,他叫成岗,是与人们熟知的江姐和《挺进报》联系在一起的。《挺进报》有一位幸免于难者,他是编辑和刻版人,日后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建功立业,名叫蒋一苇。
   1978年改革伊始,尤其需要刊物。为了办刊的事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跟于光远说起,传闻于光远说:“有个人材,不知你敢不敢用。”所谓人才者,蒋一苇是也。要论办刊,蒋一苇确是专家。1949年3月,他进入北京三联书店,主编《科学技术通讯》杂志,1950年科学技术出版社成立,担任社长兼总编辑。马洪是爱才之人。1978年9月,蒋一苇被调进社科院工经所,担任副所长,并筹办一本经济管理类综合性刊物。只两个月的功夫,他就推出了1979年1月15日的《经济管理》创刊号,发行量达到4-5万份,很快又上升到10分份、20万份。
   1979年,酝酿城市改革,从哪儿开始,怎么改?当时有三种意见:一是“条条为主”,由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二是“块块为主”,以省、市、自治区为主分散管理。三是“企业为主”。蒋一苇称其为“国家本位论”、“地方本位论”和“企业本位论”。他主张“企业本位论”,认为经济改革归根到底是要解放生产力,生产力不在中央,也不在地方,而在企业。因此,改革要从企业改革开始,把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区分开来,确立企业应有的自主权。1979年春,他把《企业本位论》初稿,作为内部资料送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6月,以《企业本位论刍议》在《经济管理》杂志发表;8月,《人民日报》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发表了摘要。最终修订稿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创刊号上。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已经开始了。1979年7月国务院还发布了五个扩权文件。当时的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回忆:“那时候,我们对改革开放没有思想准备,许多问题还来不及仔细研究思考,就事论事,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总觉得这些措施缺乏理论根据,所以落实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正在这时,他读到了《企业本位论》,说:“如获至宝”!“他在理论上阐明了这一问题,使扩大企业自主权有理有据,理直气壮。”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张劲夫此时正在主持草拟一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蒋一苇的观点也令他受到启发,“《初步方案》中虽然没有采用“企业本位”的名词,其实际内容是体现了“企业本位”精神的。”
   值得注意的是:蒋一苇说的是确立企业自主权,而不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批评的声音也很多。蒋一苇的学生周绍朋清楚地记得蒋老师曾对他说:“他们也不看我写了什么,就望文生义。“左”的也批我,“右”的也批我。难道说,金本位、银本位也是本位主义?”在周绍朋看来,他所谓企业本位,是讲了一个基准。先给企业定性定位,再按此设计宏观经济体制。
   不是天上掉下个《企业本位论》,它是厚积薄发之作。
   1952年底,蒋一苇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做政策研究室主任,每年有半年调研;1959年,他被划为“漏网右派”,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当翻砂工。他曾颇为骄傲地跟人说:“我最大还当过车间主任呢!”后来到企业整顿办公室,给全厂制定了500多项规章制度。“文革”期间写过一部20万字的《企业管理概论》书稿。1977年,又被借调回一机部搞企业整顿。因此,他对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中国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其根本一点,就是让企业成为企业。说“企业本位”,就像说以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它不是从现代经济学中来,而是从蒋一苇的头脑中来,那是他的语言。
   其实,人们对于《企业本位论》的历史地位至今也估计不足。企业本位至今也没有确立。
   1979年,蒋一苇重新走上舞台时已经59岁了,将近退休的年纪。然而,这才是他挺进的开始。他要把积蓄的思想释放出来,把劲儿使出来;他要创新、创建、创立。
   让我来大致清点一下蒋一苇创建的事业吧:
   1978年:《经济管理》月刊;

 1979年:经济管理杂志社;

 1980年:《工业经济管理丛刊》;

 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

 1981年:中国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

 1983年: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

 1984年:《中国工业经济学报》(后更名为《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月刊;

 1984年: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5年:《少年经济学家》杂志;

 1988年:《改革》杂志;

 1988年: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和中国工业经济研修中心;

 1989年:综合开发研究院;

 1991年: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从1978年秋天到1993年1月蒋一苇去世,14年时间,他几乎一年创建一个事业。还有一个特点是,他往往自已不当头儿,而是请薄一波、吕东、马洪等人来挂帅。人说:“蒋老师,你干了这么多大事,是造船匠。造一次让人家开走一次,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啊。”蒋一苇笑笑说:“那行,下次再造一艘,谁也不让他开,咱自已开。”这就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他亲自当会长。
   这些事业,都被蒋一苇干到了轰轰烈烈。
   周绍朋回忆蒋老师教导:“写文章要么让人痛,要么让人痒,最忌讳的是不痛不痒。所谓痛,就是要击中要害,所谓痒,就是要说出别人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有记者来访,蒋一苇拿出复写纸,让记者在一旁等,写完了一扯二份,记者拿走一份。他说写文章一是要自圆其想;二是要自圆其说(话);三是要自圆其写。
   1985年,蒋一苇65岁时卸任社科院工经所所长。
   重庆筹建社会科学院时,力邀蒋一苇。1986年11月蒋一苇给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壮志未酬这几个字,是肺腑之言,表达了您和我的心声。的确,我们这一代人(当然不是所有人),从革命到建设,很少有什么个人之计,无非想做点事以振兴华夏,但艰难曲折,难以想象。直到今天,仍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迎来了一个有可为的春天。但年龄又到了限额。”
   这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心结。就是抓紧时间为这个国家做事情。
   他又挺进了。1987年担任重庆社科院院长。随后创办《改革》杂志。
   学生对他的印象是,“他这个人几乎不休息”。还有人说他“烟不离手。”当人劝他要注意身体,细水长流时,他答:“我要有水快流”。
   1991年,蒋一苇被确诊患肺癌。他说,“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这一生闯过许多次生死关,一次次都过来了。同我在一起的陈然、江姐,为了革命,早早地就牺牲了。他们被关在敌人的监狱时,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在走向刑场时还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但是他们没有过上一天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我是个幸存者,比起他们,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要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岁月。”“剩下的生命愈短暂,我愈使它过得丰盈饱满。”“人的生命意义不在于活着,而在于活得有意义。”直到临去世,他感叹:“遗憾的是要做的事太多太多,而时间又太少太少了。”
    蒋一苇说过:我不是科班出身,人家是理论联系实际,我是实际联系理论。在他生命垂危时,他还说: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两支队伍结合,一支是联系实际的理论队伍;另一支是能够并且善于联系理论的实践队伍,特别是领导队伍。
   另一个学生郑海航提示了一个关键点:“蒋老师每提出一个理论见解后,一是往下走,在实践中检验;二是往上走,去说服有关部门的领导,变成国家的政策。”
  其实,中国改革就是靠着这样一些人从中上下联络,推动出来的。
  蒋一苇是一位瘦削、和蔼、耐心的人。从他的躯体上完全看不出有什么能量,如张劲夫所说:“在这瘦小的身躯里怎么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因为他有一颗为振兴中华、为人民过富裕幸福生活而奋战拼搏的坚贞忠心、热烈爱心。”
   一个人持久的魅力必然和精神、道德相联系。有个念头一直跟着我,是说,蒋一苇是改革事业的先驱者,他却没有享受改革带来的物质成果,并且根本不在乎。刚到工经所时,所里住房困难。蒋一苇和老伴、小孙子就住在办公室里,在走廊上用煤油炉做饭。一住就是四年。后来,分到古城三间一套的住房,在全院所级干部中,住在古城的只他一家。那个时代所谓三间一套,他的书房兼卧室依然小得难以转身。周绍朋说:“他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他有那么大名声,住得条件却那么艰苦,一谈起学术来没完没了。他对各式各样的人都非常好,用每一个人。”
   这让我禁不住想起1947年,他和陈然办《彷徨》时合作的《论气节》:“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舍己为人、舍生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以身殉真理。”
   1984年,我准备考社科院工经所研究生时,《企业本位论》是我的课本。1985年我进所时,蒋一苇老师不担任所长了。算起来,见他的面和听他讲话一共也没有几次。但是,我和那些师长师兄们一样,也感到了他的人格魅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对他“很崇拜”,“很敬仰”。
   1993年1月25日蒋一苇去世,时年72岁。这是工经所第一位与世长辞的所长。很多人从全国各地,包括曾在工经所工作的朱镕基总理,来参加遗体告别,悼念这位一生挺进的《挺进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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