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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与事32:守身为大  

2009-10-28 09:15:19|  分类: 《那些人与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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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身为大

 柳红(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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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董辅礽(1927-2004)报考武汉大学经济系时的作文试题是《守身为大说》;时隔58年,他又写了一篇《守身为大》。写完之后三个月,2004年7月30日,董辅礽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去世。仿佛冥冥之中,他的经济学生涯从那里开始,在这里结束,最终聚焦在了“守身为大”上。封笔之作,成了一篇人生答卷,也是一种理想和圆满。他特别强调“保身”和“守身”的差别。“保身”是不同流合污,不够!保身的人,可能丢弃原则,背弃真理,抛弃节操;守身是坚守节操。

  

    董辅礽,浙江人,1953-1957年在苏联国立经济学院留学,1959年从武汉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文革”后,他当副所长的年头很长,而当所长则只有三年,从1985到1988年。但是,他在经济所和经济学界事实上的影响力,在理论探索和学术组织上的魄力和勇气,成就了经济所在八十年代的辉煌。

 

    “四人帮”曾在上海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刚印出,“文革”就结束了。于光远带着董辅礽去上海取样书,在返京的火车上就筹划出来经济学界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经济理论的布署。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小组成员吴亮平(1908-1986)来到经济所主持投票,大家推举董辅礽为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直到1977年许涤新调任经济所所长之前,董辅礽是经济所的实际负责人。他们解散了下干校时的连、排、班编制,按照学科成立研究室,将《经济研究》、《经济学译丛》、《经济学动态》杂志陆续复刊,一点点地把一个废研究闹“革命”十几年的研究所引到轨道上。

 

    从1977年4月到1979年7月,在于光远领导下,董辅礽主持和组织双周批判座谈会,总结过去几十年历程。那是一个群情激昂的年代,经济所的两个大会议室装不下听会的人。北大、人大、计委,外省市的人都来参加。“文革”开始时,经济所是重镇;清算和收拾“文革”遗害,经济所也责无旁贷地成为全国经济理论界的思想中心。这两年的研讨成果后来体现在董辅礽主编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1978年出版),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优越性》(1981年出版),被学界公认为“大破大立”的范本。

   

    1978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快结束时,轮到董辅礽发言: “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理论一直认为全民所有制必须,而且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这种看法需要重新评价,因为多年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带来了许多问题。”列数问题之后的结论是:“必须改革国家所有制”。 “使国家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经济活动由各种经济组织进行。”“使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分开。乡镇政权….不能对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直接进行干预。”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离:政企分离、政社分离。语惊四座,只是惊在人心里,会场极为安静。

 

     会后,徐雪寒(1911-2005)对他说:“老董啊,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这样提是要冒风险的!”此时正是两个“凡是”时期。董辅礽把讲演变成了文章发表在1979年1月的《经济研究》上,题目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有人逼他检讨,他拒绝,说自己没错;“没有错误,片面性总有吧”,“片面性也没有”。多年后,曾逼他检讨的人,有一次指着董辅礽对外国学者说,“改革所有制问题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但是他提得太早了”。

   

     董辅礽冲破禁锢、有锋芒的讲演曾影响和震撼了很多青年。77级本科生关敬如记得1978年9月,董辅礽在武汉大学的那场讲演。学校用电化教室,主报告厅和其他教室联结,主席台、过道、教室到处挤满了人,“全校师生为之振奋,感受到这是一个极具爆炸性的课题。”田源说“对我,产生了如磁石般的吸引力,一次校准了我终生分析经济体制问题的坐标。”

 

    所有制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是董辅礽思想的一条主线,沿着这条路他一直前进。1985年,当有人听不懂他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时,他用八宝饭打比方:主要成分是糥米,还有红枣,莲子之类,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才是八宝饭。

 

    如今人们以为天经地义享受的成果,在改革早期无异于冒犯天条。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历来被视作“资本主义复辟典型”的温州,此时家庭工业蓬勃兴旺,1985年温州市有家庭工厂10.7万个,联户工厂2.5万个, 40多万人从业;在417个商品市场中,年成交额在亿元左右的有10个;民间信贷十分活跃。然而,也有企业家被判“投机倒把”罪,地方官员几度更换,人心惶惶。社会上姓“社”姓“资”的争论声浪很高。

 

     董辅礽欣喜地看到中国农村正在经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另一场变革,一亿多农村人口转向非农产业。1986年2月,董辅礽和赵人伟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温州农村调查组去温州调研。他们俩都是浙江人,一个生于镇海,一个生于金华。成员有马家驹、华生、李兰亭、李实、陈循、陈瑞铭、袁钢明、章琳、裴小革等。亲眼看到市场力量,令董辅礽十分激动,他说“脑子里像开了锅一样”,是一场巨大的思想激荡。在中国,即使董辅礽这个岁数的人,对于市场经济见到过的都少,甚至有人根本没见过。温州这个经济体,在中国是异数,也是教材。温州市领导忧心忡忡,反复对调查组的人讲“目前的温州经济仍旧以集体所有制占主体”。谁都明白,它是个体。董辅礽给他们打气,希望把温州模式坚持下去,为市场经济理论在实践上找到一个好的依据。他在大礼堂作报告:“温州人大可不必神经紧张,完全可以抬起头来,大步流星地走自己的路,发展以个体私有经济为主的农村非农产业。”

 

    5月份,马家驹、华生、袁钢明执笔完成了调查报告《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这样总结: “‘温州模式’同‘苏南模式’相比,优点主要是适应面宽,它从土地承包中自然生长出来,不推自广,致富的动力大,速度快。民办企业利益关系直接,兴办方式灵活多样,进入非农产业的面广,而且吸收转移的农村人口更多,产业结构较为合理。” 也指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和技术基础薄弱;不正当竞争造成某些外部不经济;个人收入差距拉大。这篇调查报告成为来自北京的研究机构论证“温州模式”,为之系统辩护的先声。加起来,董辅礽为温州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章;温州也成了他每次讲学的重要话题。在那里,他还看到许多七、八岁孩子不上学,摆摊卖烟,每天赚几块钱;与北方农村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在村头闲逛,形成反差。由此,他开始思考商品经济发展以后的教育改革问题。

 

    中国改革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让非国有经济发育起来,就是自下而上的。它根本性地颠覆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石。董辅礽确实看明白了,总结出来,宣传出去。也就是说,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温州这块石头,被董辅礽触到了,他抓住不放,把温州的意义阐发出来。因为,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从改革国家所有制,到宣传温州模式,是董辅礽在所有制改革理论上新的高度。事实就是这样,没有温州模式的合法化,就没有改革的进展。

 

    1986年,董辅礽提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或不应以赢利为目标而只能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企业可以保留国家所有制”,“其他企业的国家所有制必须改革寻求适当的所有制形式”。此后,他的表述愈发明确。这种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直到十五年后,才进入中共中央《决定》。无疑,董辅礽是高瞻远瞩之人。1987年,董辅礽开始了关于国家所有制改革的实证研究。他领导的课题组分两批对1200家国有企业进行问卷和数据调查,建立了1172个有效样本企业的数据库,含340万个数值,其中包括769家样本企业连续十年(1980-1989)的统计数据。这是空前的工作。同时,他们还对近百家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并考察了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操作规程和后果。

 

    直到1985年,董辅礽才当经济所所长,一上任,就在全所大会上提出,要把经济所逐步办成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所,研究人员要甘于长期坐冷板凳,做出有独创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产生出传世著作。经济所的唐宗焜评价说,“董辅礽任所长这一届,是经济研究所有史以来学术建设最兴旺的时期。”

 

    董辅礽有一个特点,无论寒冬酷暑,只在加减一件罩衣之间变化;冬天穿单裤,跟年轻人比谁穿得少。董辅礽一直不肯招博士和硕士生,“怕误人子弟,也不愿因我之故,牵连他人。”华生是在多次请求之后,才成为董辅礽第一个博士生的。和华生谈董辅礽,他开口说:“是个异端”。我一楞,怕是没听清,他又说一遍:“本质上,他是个异端”,“标新立异,学风正,在扶植后生上,做得最优秀,没有门户之见。”所有人都知道他勤奋。在飞机上哪怕只有一小时航程,也写东西,从未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而且早起。然而,他还有另外一面。经济所副所长朱玲评论董辅礽的写作风格:“从复杂走向简单,从华贵走向朴实,从一脸严肃走向平易近人,活泼流畅深入浅出,读来朗朗上口声情并茂。”一位学生则提供了这样的画面:“面对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他会让司机停下来,鼓励我们蹲在花丛中照相;面对光秃秃的火山口,他会带领我们爬到山顶,欣赏那几千年前被岩浆侵蚀过的大地美景;面对危险的湿地,他会第一个跳上去,去感受那温柔的陷阱带来的刺激。”

    

     1992年,董辅礽临危受命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所所长,《经济导刊》主编,也属于守身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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