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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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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采访  

2010-11-02 03:51:00|  分类: 80年代人与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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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八十年代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2日 22:47  经济观察报
 

  范逸强

  柳红的《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80年代为背景,以经济学家为主线,涉及了那个10年内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及其贡献。本报采访了柳红女士。

  经济观察报:你是怎么想到要研究这一段历史,并把经济学界的人和事以通俗的方式写出来?

  柳红:我其实本来就对八十年代的改革历史有兴趣,脑子里也有个大致的印象。而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八十年代的人。这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八十年代,我转换了几个角色,首先,1982年大学毕业,学自动化的;然后,分配到国家机关,一机部销售管理局商情处,专业不对口;接着,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工业经济;1988年毕业,留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在研究生院,就知道学长们参与改革很深,干得很精彩:比如78级的几位发起莫干山会;比如,82级的华生等的双轨制,以及后来的资产经营责任制;还有体改所、农发所的影响力和调研等等,给我们后来的经济类学生很深的印象,就是觉得他们厉害、能干,也很敬佩。这些,都留存在脑子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

  当时的工经所所长是周叔莲,再往前是蒋一苇、马洪。工经所和经济所、财贸所在北京月坛北小街2号院,在一个楼里办公,楼上楼下,出来进去,董辅秖、张卓元、赵人伟等老师都常常遇到。虽然我是学生、小辈,他们不认识我,但是,觉得和这些人不生。1998年后做了很长时间吴敬琏的研究助手,又是八十年代的过来人,包括作为当代经济学家学术评传系列丛书的作者之一,写《吴敬琏评传》,做了一些采访,开始走近这些当年还是中年人的一代,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包括周叔莲、黄范章、赵人伟、张卓元、乌家培等等。也就是说,特殊的机缘,使我有幸和上下三代改革经济学家有或多或少的接触。

  虽然很多人从八十年代走过来,但是,对于经济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还是模糊的,或者有总的概念,没有细节;或者知道细节,没有大概念。而年轻一代,对历史知道得就更少了。因此,把那些人和事,以大众接受的方式写出来是必要的。

  经济观察报:正像你书名中的“光荣与梦想”,好像很多人的光荣与梦想藏在那个年代似的。是这样吗?为什么?您对八十年代的印象、感情,是不是也影响了你的研究和写作?

  柳红: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那时候没钱,但是有理想,有热情,有激情,有朋友,聚会多,开会多,开起会来,吵个不休,不像现在,兴“跑会”,有发言才去,不听别人讲,发言者还拿钱。在书里,我有这么个描述:“19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有一天,给一位八十年代的人看,他念出来了,说:“真对!”

  刚才大致说了我的经历。其实,从年龄上,我跟书中所写的第三代人差得并不太大,我在心理上,觉得和他们更属于一代。但是,在思想的成熟,知识的积累,学习的能力,辩论的本事,和干事的气魄上,当时就觉得和他们距离特远。他们已经很深地参与到改革中去了,而我一直懵懵懂懂。但是,毕竟,我经历过,感到过,看到过,如今二十多年过去,重新走进八十年代,还是有亲切感,还是觉得能找到感觉,而这种感觉,对于研究和记录历史的人是十分重要的,它会让你避免一些错误。

  经济观察报:你特别强调,八十年代是老中青三代人一同创造历史,《八零年代》这本书,也是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将经济学家做的划分,为什么?

  柳红:三代人一同创造历史是事实。当初写专栏文章时,并没有按着某种次序,编辑成书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以什么线索把这些既孤立又联系的篇章串起来?想来想去,只有用人物为主线串联最好,无论事件还是机构,都离不开人的贡献。以年龄划分代际,第一代是1920年以前出生的;第二代是1920年-1940年出生的;第三代是1940年-1960年出生。而我反过来看,以这样的划分来区隔经济学家,大体是合适的。当然,对于代际怎么划分,别人可以采用其他的划分方法,我采用这样的方法。

  除此之外,我还作了另外一种划分,是依据当时经济学家的思想资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划分了5类:第一类,是留学英美,民国年间回到中国,在大学执教,像陈岱孙、张培刚等;或进了金融机构,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里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机构,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宝三等。第二类,生活在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区域,从农村调查研究开始起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像陈翰笙带出来的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等。第三类,从共产党内被选送到苏联接受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像孙冶方等。第四类,从延安走出来的,土生土长靠自学的人,像马洪等。第五类,1949年以前受过初等或高等教育,1949年以后系统学习《资本论》,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1980年代重新补修现代经济学,像刘国光、董辅秖、吴敬琏等。

  经济观察报:书中的序言,一个是刘国光先生所写,一个是高尚全先生所写。在一般知识分子眼中,他们似乎被看作,一个偏“左”,一个偏“右”。而两位,在八十年代是同志,请他们写序,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含义:超越左与右。

  柳红:首先,我想说,刘国光老师和高尚全老师都是我采访过、交谈过的。对于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和担忧,他们的看法是共同的。其次,他们两位,在八十年代,分别在两个重要的机构工作,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位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无论是社科院和体改委,还是他们个人,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可以说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第三,和整个知识分子的状况一样,经济学家的分化是九十年代以后开始的,特别是到了2000年以后,分化得更为明显。有一些是分化,有一些是观点不同,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作为学者,这也是一件自然和正常的事。第四,在这本关于八十年代改革的书上,请他们两位重要的历史亲历者,年长的前辈作序,是符合八十年代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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