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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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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吴敬琏传》有关顾准的史实指谬  

2010-04-17 10:06:00|  分类: 官司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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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与顾准有关史实指谬的文章,是自我发文后,第一篇以史家角度见诸报端的批评文字。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谁也无法覆盖历史,谁也不能穷尽历史,因此研究者才需要谦虚,力所能及地把所研究的部分写准。如果出了较多的错,有人指出来,不知道的知道了,可以补正;错了的改了,避免遗害。如果是知识分子,就必然乐于接受学术批评,就所批评的内容展开辩论,追求真理;而不是王顾左右言他,怀疑批评动机,以“阴谋论”揣度。那样,岂不错上加错。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都是乐见学术批评者,甚至彼此主动“挑战”。可以说,这是一块“试金石”,试一试所说和所做一致否?试一试所称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

      《吴敬琏传》有关顾准的史实指谬

  罗银胜

      载2010年4月16日《文汇读书周报》,此为全文

                      

     作为复旦校友,我注意到了新闻系毕业生吴晓波先生近年来的财经写作,他在采访了吴敬琏之后短短三个月时间,不仅写出了《吴敬琏传》,而且已经抢在吴敬琏先生八十岁生日之际,作为贺礼上市了。我不仅佩服吴晓波先生的效率,(而且佩服他的胆识与气魄)。但恕我直言,读后颇感失望,觉得有点遗憾。吴著天马行空,展开“想像”的翅膀,夸饰之词比比皆是。最可怕的是,书中言过其实,违背史实,虚构情节,文过饰非,使这部传记“硬伤”累累,“软伤”处处,沦为“粗糙、仓促”的“快餐”作品。显然,这是有悖于写作出版《吴敬琏传》的初衷的。

    我虽然也出过几本人物传记,至今我不敢说传记作品是否允许“合理想象”,但我可以肯定地说编造故事在传记写作当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万万不行的,而吴晓波先生创作的《吴敬琏传》恰恰给人有后者的观感,可能是我言重了。限于时间和篇幅,本文就《吴敬琏传》涉及的顾准的几个史实,与吴晓波先生商榷。

    《吴敬琏传》第28页称:顾准“解放后,被委任为第一任上海市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在下孤陋寡闻,我是第一次从此书才知道“上海市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这样一个机构的名称,其实在解放初期确有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的存在,但它并不是隶属上海市的。同时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副部长”也有“第一任”、“第二任”之类的说法。准确地说,顾准是建国后上海市财政局第一任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第48 -49页称:“有一次,有人前来向顾准调查谭震林的问题,顾准在苏南工作时与谭震林常因工作吵得很厉害,甚至他被撤职也与谭颇有干系,可是,当来人让他确认谭是‘叛徒’时,他却坚决地说‘不是’,来人就狠打他,打完再问,他说‘不是就是不是’,再打,还是说‘不是’。”这里我无意为名人讳,谭震林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毋须我这个无名之辈为之辩护。据我写《顾准传》时了解到,谭震林其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并协助陈毅主持华东局工作。顾准1952年在“三反”运动被撤职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主事者另有其人,而这位后来也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情况读者可以从《顾准自述》以及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有关文章见出端倪,我这里不说也罢。

    “文革”结束后,上海市为了给顾准彻底平反,派人到档案馆查实,居然没有找到任何一级组织的处分决定。据陈敏之介绍说,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顾准获得彻底平反,仍然没有公布他1952年受处分的事实依据。1985年,顾准的子女和他一起向上海市委提出复查顾准冤案时,经办的同志受理后告诉他们:“‘三反’中顾准受处分,在市委的档案中找不到有关的书面正式文件,唯一能找到的根据就是《解放日报》发表的消息。”因此,1985年,上海市委为顾准恢复政治名誉的批复,只能使用“撤销1952年2月29日市委负责同志在全市负责干部会议上宣布的撤销顾准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云云这样的措辞作结。后来国务院批准时,也没有补充新的说法。下面就是文件内容: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顾准同志复查结论的批复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沪纪(89)21号报告悉。

    市委同意你们关于顾准同志的复查结论,撤销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市委负责同志在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代表市委宣布的撤销顾准同志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恢复顾准同志的政治名誉。

    关于建议撤销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政务院撤销顾准本兼各职的批复问题,市委同意按规定报请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批。

    特此批复。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对此,我曾查阅了当年的报纸,在1952年3月4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新华社上海三日电讯稿”《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上海市委处分八个党员》,与顾准相关的文字是:“市委在2月29日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上,宣布对于八个共产党员的处分决定。……有四个因妨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开展而被撤职的。市委第三书记刘长胜在会议上说明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之后,宣布市委的决定:……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几十年来,竟没有任何一份文件可以说明,处分一个高级干部的具体依据和错误事实。而当事人顾准本人,为此蒙冤几十年,直至含冤逝世,也弄不清楚自己长期遭受厄运的确切原因,实异乎寻常。现在,吴晓波先生在《吴敬琏传》中明确指出,顾准“被撤职也与”谭震林“颇有干系”,请他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来!

    第55页称:1972年“可怜的顾准无家可归,他的子女都与他划清了界限,约定‘生不再见,死不相别’,更可悲的是,他的母亲已年过九旬,10余年未见,虽然现在身处同城,近在咫尺,却也还是不得见面。”顾准的母亲顾庆莲女士生于1885年,1979年病逝,享年94岁,她在1972年已经“年过九旬”吗?而且顾准与母亲也不是“10余年未见”,言过其实的还有“他的子女都与他划清了界限,约定‘生不再见,死不相别’”,这个“约定”不知吴晓波先生从哪里得来的?当事人、也就是顾准先生的5个子女都在,而他们都没有接受过吴晓波先生直接或间接的采访。这样言过其实,顾准的子女们能否接受?

    第60页称:“就在顾准去世的8天后,1974年12月10日,哈耶克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获颁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据我所知,顾准是1974年12月3日凌晨与世长辞的。这是软伤之一。

    诸如此类的错误,在吴晓波先生的《吴敬琏传》中,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果再写下去,我看广大读者是会大跌眼镜的,我不想破坏诸君的阅读兴趣。可是,吴晓波却自称,“我是一个严肃的作家,我做了非虚构写作”,又说;“首先,我这些年来写书都力求保持中正之心。第二就是每个字都要有出处,因为我的写作是非虚构写作,很容易惹上官司。”(见《中国经营报》2010年3月17日)而现在看到的吴晓波先生创作的这本《吴敬琏传》时,感觉不是他自称的那样。不过,今后的道路还长,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顺便再说几句,我第一次接触顾准先生的名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购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准先生遗著——《希腊城邦制度》,捧读之下,当即被作者超前的历史观所折服,并惊叹不已。后来,由于工作单位变动的缘故,我从上海市人民政府来到了顾准先生早年工作、学习的地方——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得知顾准先生自1927年就在这里工作,立信既是他的母校,他又是立信元老。顾准勤勉笃实、学有所长、著述颇丰,深得我国杰出的会计专家、教育家、立信的创办人潘序伦先生的首肯,也得到立信同仁的拥戴。后来顾准在令人难以想像的逆境中,从事学术研究,他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哲学、经济、思想的探索,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真正做到了究天人之际、明内外之势、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凡此种种,在我接触和参与编纂立信校史校志时得知,不禁心向往之。

    这时,我还荣幸地结识了顾准先生的胞弟,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敏之先生,他正应聘担任立信的校务委员。由于顾准兄弟与立信的机缘,我不时得到陈敏之先生的悉心指教,我在读了顾准先生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手稿后,萌发了为顾准作传的念头。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历经十载,披阅《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文存》等原始文稿,以及顾准家属提供的其他(许多)资料。我还有计划地从京沪等地搜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报刊、图书(包括各种回忆录、日记、书信、传记、评论文章)等,走访了顾准先生亲属和许多生前友好,积累了不少素材,同时也参考引用了已有成果,经过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完成了《顾准传》,后来又陆续出版了《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画传》、《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等。

    当然,吴著中还有“提出市场经济第一人”的说法问题,有关文章已经指出,这里不在赘述。我们本着对顾准先生尊重与负责的精神,在撰写有关顾准文章与书籍时,学习顾准的精神,追随顾准脚步,清醒地看清问题所在是应该去做的。我还认为在严肃对待历史的视角上绝对不能含糊其辞,实事求是本身就是一位作者、尤其是一位传记作者应该追求的目标。舍其此,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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