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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的博客

那些人与事

 
 
 

日志

 
 

2011年5月3日法院对吴敬琏的《询问笔录》及后面的事情(连载二)  

2012-02-20 09:54:00|  分类: 官司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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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法院对吴敬琏的《询问笔录》后,律师就法律程序问题提出了专业意见。我对吴敬琏在询问笔录中所谈的内容表达了我的意见。如今回看这篇去年5月所写的意见和之后的判决,以及被告和证人在公开场合的沉默,以及背地里的此类表现,有很多耐人寻味之处。

     国人深受假冒伪劣毒害,骂声滔天。依我看,对历史的造假,写作者的抄袭,比毒食对国民的危害更甚。面对被媒体树立成“领袖”“良心”“楷模”的假,我们心里怎么想,表达什么态度?是对我们情感、理性、认知、良知的考验。

 

我对《询问笔录》的意见

柳红

2011年5月18日

 

2011年5月11日,我收到律师转来5月3日法官对吴敬琏的《询问笔录》 。这个《询问笔录》 1200字,其中重要内容违背历史事实, 与先前被告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吴敬琏力求说明我的 《吴敬琏评传》属于“工作任务”,而且与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一样,都是根据吴敬琏的口述撰写而成,甚至,我比吴晓波的更接近口述历史,通过这样的语境和逻辑以动摇我的著作权基础。

 

然而,这些说法违背事实了。我的作品并不是他布置的任务;而他的口述也只是我的书中事实来源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也绝不可能成为否定我著作权的基础。诚如2011年2月24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芮松艳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记者采访时所说:“传记本人(注:指传主吴敬琏)的证明在著作权法意义上只能证明一个事实,他跟不同的人都说过同样的事情,但是著作权法是不保护事实的,不保护这种思想的,保护的是一个表达,同样一件事情你写出来跟我写出来是不一样的,巧合的可能性很小,他证明的目的只是能够证明说这两个不同作者写的传记事实来源都来源于他,但是表达的来源是要来自各自的作者。 ”

 

虽然《询问笔录》从案由到问答内容,超出我起诉吴晓波抄袭案的范畴。但是,为了对历史负责,为了尊重法院,现就《询问笔录》(以下简称《笔录》)中的不实之处和主要谬点,作如下说明和反驳。

 

一 、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不足为信

1、作为被询问人,吴敬琏的法律判断是错误的,是带有倾向性的。这是他在询问中做出错误陈述的起缘

 

吴敬琏:“我发现3、4段表述相同,每段300-400字,如果吴是引用柳红表达,未加注,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笔录》第1页3行)

 

按照著作权法,吴晓波的抄袭被定性为违法、侵权是无疑的。吴敬琏则以“学术上不严谨”,来表达对吴晓波抄袭和侵权事实的态度,这既表明他没有著作权法的基本知识,也表明了他为吴晓波开脱的态度。

 

吴敬琏:“两个人都是根据我的口述写的,内容有重合,并不奇怪。” (《笔录》第1页2-3行  )

 

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表达,而不是内容。我主张权利的基础也是表达。如果吴敬琏所说的“内容”是指事实,认为两个人写了同样的事实不足为奇那么说明他并不理解法律的保护对象,也不理解我所主张的权利不是针对内容,而是针对文字。如果他所说的“内容”指的是文字表达的话,认为同一事实,文字重合很正常,那么,作为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他来说是不应该犯的常识性错误。因为相同的内容,表达肯定是不一样的,只有当我和吴晓波都对吴敬琏口述作简单重述时,才有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可能。而本案证据一再表明,被告的剽窃之处与吴敬琏的口述不同,与我的作品相同;连吴敬琏未做口述的地方,被告也与我相同。此类情况从所提交的证据和庭上举证质证中可见。吴敬琏忽略这些事实,认为在内容重合的前提下,表达也可以重合,这是对法律的错误认识。

 

2、说《吴敬琏评传》是一项工作任务是违背事实的,这本书的策划、签约、写作、出版都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安排之外的。

 

问:“就这本书的著作权与柳红做约定了吗?”吴敬琏:“没有,当时没有这个观念。照我看,柳红写这个评传,是担任我助手期间的一项工作任务。”“1999年我让柳帮我负责口述这块,她整理成稿,……之后柳红一直在做口述整理工作。”“柳红这本书与陕西师范出版社的合同是不是我签的,忘记了。”(《笔录》第3页4行至9行)

 

第一、《吴敬琏评传》不是一项工作任务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的缘起,不是吴敬琏所说2001年(《笔录》第2页最后一段)。而是早在1999年丛书的策划人马立诚就邀请了几位作者。其中《吴敬琏评传》由中新社肖瑞承担。到了2000年,因为工作忙,肖瑞没有动笔。她几番劝我写,并向马立诚推荐。马立诚约我谈过一次。最后,几方认可。时间是在2000年。如同我在《话语权背后的责任》(《经济观察报》2010年2月8日)文中所说:“写作任务意外的落在我身上”。出版社与我签约。它纯粹是一件意外的、孤立的、来自外部的私人写作。吴敬琏是传主,而不是作者。

 

第二、《吴敬琏评传》不是吴敬琏的回忆录

吴敬琏在《笔录》中提到想写一本回忆录。事实上,为此1999年他曾回忆过数次,讲“文革”结束前后,和改革开放后自已的经历。但是,应接不睱的日常工作占满了时间,不得不将其挤掉。直到2006-2007年写回忆录的事才又重新提起。在我担任助手期间,这个回忆录并未真正进入创作阶段。我的作品是评传,是用第三人称来写的,所写到的事实部分有来自吴敬琏的讲述,更多的是我的采访、阅读、经历所得,这和回忆录是两回事。回忆录是以作者的回忆为主要内容,以第一人称来回忆。撰写《吴敬琏评传》,我给自已的定位是“阐释和解读者”(见《吴敬琏评传》后记),而不是口述整理者。至于请吴敬琏讲述往事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在后记中也记载了:“日常工作的繁忙”,“周老师想方设法地为我安排时间请吴老师讲述历史”;“还有一些故事,则是我利用在电话里和吴老师交谈工作时见缝插针地请他讲给我听的。”(详见《吴敬琏评传》后记)。吴敬琏所说“柳红一直在做口述整理工作”,不是事实。

 

第三、《吴敬琏评传》不可能是一部职务作品

职务作品的基本要素是:作者与所在工作机构具有劳动合同关系;创作的作品属于作者职责范围。创作,利用了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并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责任;再有,通过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属于自然人作者。

 

所以,《吴敬琏评传》不可能是一部职务作品。一来,我与吴敬琏不是雇主与雇员关系。他的工作单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而我是由一家民间机构支持作为他的研究助手。二来,撰写《吴敬琏评传》并非事先约定、作为研究助手的一项工作任务。我也没有因为写传而停止和影响研究助手的工作。以1999年至2001年(《吴敬琏评传》出版前三年)为例,我参与完成的工作有:吴敬琏各种不同版本的会议讲演稿,发表文章等约300篇;出版图书5本,译校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下册。三来,我是在完成日常繁重的工作之外,撰写《吴敬琏评传》的。后记中记录了:“母亲帮我整理采访录音,为了分担我的家务,特意改变在美国居住计划回国;对于在这个期间患了脑梗的父亲,我没能更多地尽责;我的先生为我从图书馆背来背去一包又一包的书,容忍我把为家人的服务减到最少;我还疏忽了对于儿子的照顾,而他却给了我最温暖的关心。” 还有一点一滴寻找史料的经历:“我曾经提着皮箱去经济所图书馆借阅资料,在覆盖着灰尘的书中,为每一个小小的发现而高兴不已。”以及我对这本书所承担的责任 “本书的任何疏漏和错讹都是我的责任”(见后记)。

 

3、吴敬琏所言创作过程与事实不符。

吴敬琏:“柳红这本书……更像我的口述历史”。(《笔录》3页9行) “我给她一些线索,让她去访谈,我祖父那一辈的事儿。”(《笔录》第2页11行)

 

第一、吴敬琏在《笔录》和2010年6月8日给吴晓波的信函中,都说我的作品是根据其口述所写。但是从未说明哪些是根据口述写的,如何根据口述写的。因为,他对我的口述内容,我所做的笔记已经呈交给法院,与《吴敬琏评传》两相对比,可见差异之大。如果说我的作品里有很多事实出自这些口述的记录,它也绝不可能成为“口述历史”。

 

第二、比较我对吴敬琏及其他人士所作的采访笔记和作品,可以证明,《吴敬琏评传》不是简单复述口述,它在内容组织、遣词用句、素材编排上都独立于口述内容,是具有独创性的工作。

 

第三、所谓吴敬琏给我提供线索,是指他在回忆时涉及到了历史上的人和事。我觉得这件事值得写,这个人值得提,于是,就把它(他)作为线索,去寻找相关的文献和当事人。往往是一个线索引出新的线索。我采访的三十几位,都是提供线索的人。抓住他们讲述中的线索,再进行有针对的文献搜寻。还有的线索则是从历史文献中发掘而来。绝大多数采访对象不是吴敬琏的建议和安排,是根据对历史探求的需要而做的。即使吴敬琏的亲人也是我主动采访。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身份,也使我采访社科院各经济所老师不是难事。

 

4、与先前证据矛盾

吴敬琏:“布鲁斯访华时赵人伟执笔的提纲,也是我把复印件给了吴和柳两人。”(《笔录》第1页最后1行)

 

吴敬琏的两次证言不一致。2011年2月22日被告吴晓波出示的证据,及其庭上质证时都说:“吴敬琏告之被告,该清单是赵人伟交给柳红的”(详见被告证据第42)。在此,吴敬琏说是他给了我和吴晓波复印件。如果吴晓波拿到此复印件,为何没有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反而说是“赵人伟交给柳红的”?事实上,该清单来源既不是吴敬琏先前对被告吴晓波所说“是赵人伟交给柳红的”;也不是吴敬琏在此所说他给我的复印件。

 

5 吴敬琏对待两本传记及其作者的态度不同和不实之词

吴敬琏:“柳红将稿子给我,我直接做了很多次详细的修改。”(《笔录》3页2行); “对他(吴晓波)的初稿进行审阅和提意见。主要不是修改。” (《笔录》3页倒数3行)问:“两本图书的篇章设计您参与了吗?”吴敬琏:“柳红的书我有参与,吴的书是讨论吴写的写作提纲。”(《笔录》4页3行)

 

第一、吴敬琏对《吴敬琏评传》没有很多次修改,客观上也没有时间修改“很多次”。吴敬琏本人在2010年11月28日所写的《情况说明》中写:“柳红出书前,曾经将书稿交我审读,我……曾根据记忆或有关材料做过仔细的修订”。是出书前将书稿给他,不可能有很多次。

 

第二、事实上,吴敬琏不仅仅对吴晓波的初稿审阅和提意见,而且是直接和多次修改。吴晓波在2010年3月1日《经济观察报》发表的文章:《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红对<吴敬琏传>的质疑》指出:“在书稿完成后,我又与传主前后进行了三轮大幅度的修改,2009年平安夜的整个白天,我都是在传主北京的寓所里度过的,……2010年元旦的那几天,年近八十的吴老师也没有好好休息,都是在修改书稿”。不仅吴晓波本人向外释放了这样的信息,吴敬琏的学生、助手,以及中信出版社相关工作人员都知道吴敬琏对吴晓波的书稿进行了仔细而大量的修改。

 

第三、吴敬琏没有参与我的篇章设计,也从未提出这样的要求,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如他说:“柳红出书前,曾经将书稿交我审读”,此时篇章结构已定。

 

5、吴敬琏的记忆误差很大。

 

举一例说明。

吴敬琏:“柳红做了一个《吴敬琏小传》收集在一本小册子里。有著作目录和两、三千字的小传。小传是柳红以口述材料为基础编写的。”(《笔录》2页倒数7行)

 

第一、小传不是两、三千字,是两万字;

第二、这是以研究工作为主,生平为辅的小传,没有故事性。它是以整理吴敬琏学术思想为重心的学术小传;不是以口述材料为基础写的。

 

二、《吴敬琏评传》著作权权属毋庸置疑

 

   我是《吴敬琏评传》的署名人;与出版社签署出版合同,依合同约定取得版权收益。不仅在书出版九年多后没有人质疑过我的著作权;即使一年多的审理,也以承认我的权利为前提。如果回顾与吴晓波的整个诉讼过程,不难发现:被告和吴敬琏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是否拥有《吴敬琏评传》的著作权问题上做文章。

 

1、关于被告和传主质疑我著作权的三个阶段:

  在2010年6月8日,吴敬琏给吴晓波的信中就提示吴晓波:“L女士的case能否成立,首要的问题是是否能证明他对有关段落具有知识产权。”近一年来,在著作权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直接挑战著作权。2010年12月3日第一次开庭时,对方律师就提出:因为吴敬琏跟我讲过,给我改过,所以我没有著作权。我当场说:若跟我讲过,给我改过,我没有著作权;那么,跟吴晓波讲过,给吴晓波改过,他也没有著作权。这两本传的著作权莫非是吴敬琏的?当天参加法庭旁听的某法学院教授回到学校,曾对他的研究生们说,这是那天庭审最为荒谬的论点。

 

第二、分割著作权。2011年2月22日第二次开庭时,对方将上述说法有所变动:经过吴敬琏修改的部分,柳红没有著作权。然而,著作权不可分割。这个说法难以成立。

 

第三、用“职务写作”动摇著作权。这个阶段集中反映在今年5月3日法官对吴敬琏的询问笔录中,吴敬琏多次说:《吴敬琏评传》是柳红“担任我助手期间的一项工作任务”,试图以此证明这部著作是“职务写作”,以动摇我拥有的著作权。如果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的话,吴敬琏可以公开提出,甚至另外兴起一个关于追讨著作权的官司。在这套丛书中,与吴敬琏同辈的传主还有厉以宁、董辅礽先生。他们的传记作者是他们曾经的学生。我不认为在他们身上会发生类似的著作权权属问题。

 

   具体地说,被告和传主,先后交叉使用了四个策略,见下图:(略)

 

 

 

2、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著作权上做文章?

 

吴晓波的抄袭是白纸黑字,小学生都知道,难以否定。唯有通过否定和动摇我的著作权,釜底抽薪。吴敬琏的证言无助于吴晓波抄袭事实的改变,只有避开抄袭指控的实质,在其他方面想办法,才能免于法律追究。而如果推翻了我作为著作权人的身份,自然我就没有权利可以主张,此案不成立,抄袭指控便不复存在。我在十年前所写的《吴敬琏评传》曾经是为吴敬琏树立形象的著作。他因此而有了可以用来讲述的人生故事。它被广泛引用、转载、抄袭。万万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吴敬琏向我追索著作权。此于情于理于法都超出了底线。然而,最值得问的是,为什么面对两位传记作者,吴敬琏明显地偏袒吴晓波?作者抄袭与传主本无关,是作者本人的道德问题和触犯法律的问题。可是,吴敬琏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出谋划策,出证言,辩护,甚至不惜说谎,这是寻常的吗?今天,吴敬琏不仅是一位八十岁的长者,而且也是享有声誉的经济学家,但决不能忽略这些事实所表现出的矛盾、错讹、不寻常之处,而想当然的推定他在本案中是正确、明智、公正的,这也是本案和这份《询问笔录》的特殊之处,请法官明察。

 

三、 吴晓波抄袭案的意义

 

1、打击抄袭,匡正社会风气。

吴晓波的抄袭事实明显,无可辩驳。社会舆论对于此案的是非也有共识,最集中的讨论地是在新浪微博上,大家对“著名财经作家”的此等行为的愤怒和鄙视。此前就有人受过吴晓波抄袭损害,也曾有意寻求法律保护。例如,最先注视民营企业的记者,出版了《失败研究》的方向明,去年10月在《三联生活周刊》600期特刊上就写道:“由于当时真实记录了一批民营企业失败的全过程,这些史料后来被人多次抄袭,甚至被某人合集而名噪一时,真是可笑至极。……当时不少人曾经鼓动我起诉抄袭者”。方向明所说的抄袭者,就是吴晓波,所谓合集正是吴晓波的成名作《大败局》。如果这个国家的读书人,继续无视礼仪廉耻,抄袭成风,何以进步,何以对待后人和历史。

 

2、实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吴晓波是集写书、出版、媒体、商人,教书于一身的人。而传主是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被告和传主在中国当下媒体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此案第一次开庭进行了现场直播,第二次开庭包括《法制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予以报道,特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跟踪报道。对于所有了解此案事实的人,都期待法院的公正判决,想看一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白字黑字的案例,在中国,会不会被有权势和影响的人左右,是否能实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一审判决认定吴晓波抄袭,那是法理和正义的胜利。如果未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上诉。如果被告和吴敬琏竭力证明的我没有《吴敬琏评传》著作权成立,那将是对为此辛勤工作一年多的律师和东城法院知识产权庭多大的嘲弄,它也必将创造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中的一个恶例,会由此引发著作权方面的认知混乱,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北京东城区法院报以尊敬之心,我希望也愿意相信你们,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向权势低头,只向真理低头。

 

  最后,还想说:我为和吴晓波的法律诉讼,耗费这么巨大的公共资源而感到深深地不安。

 

附件:
1-1 1999-2001年吴敬琏文章目录

1-2  1999-2001吴敬琏出版书目

1-3  《吴敬琏评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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