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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前言:回歸憲政民主之路   

2013-01-16 14:16:00|  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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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前言:回歸憲政民主之路 - 柳红 - 柳红的博客

前言:回歸憲政民主之路

  

朱嘉明

 

獻給讀者的這本書收入了三篇文章:一篇2011 年的「訪談」,一篇2012 12 月的「講演」,一篇過去半年多的「筆記」。「訪談」以個人經歷為線索,力求反映從1950 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再到1980 年代改革的歷史邏輯;「講演」是揭示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危機和不斷革命、持續改革之間的關係;「筆記」選擇了當下中國面臨的八個問題加以分析。這三篇文章,試圖在縱向審視中國當代歷史的同時,也從橫切面剖析中國現階段最重要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回答:為什麼中國的改革走上了歧路?

 

中國改革走上歧路的根本標誌是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正。在改革初期,人們普遍認為社會主義可以解決「公平」問題,卻無法解決「效率」問題,需要引進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為此,不得不犧牲一部分「公平」以換取「效率」,並付出一定的社會代價。然而,經過三十餘年的改革,在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物質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卻變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擴大最快的國家;也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至少排在日本、德國、美國、印度之前。[1]

 

中國人民付出了「公平」的代價,卻沒有分享到「效率」的果實。廣大民眾都不認為他們自己是改革的真正受益者。在今天的中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民眾得到的是很小部分的社會財富。在他們中間,有多少工人下崗,有多少農民工血汗得不到補償,有多少農民失去家園、家庭破碎,有多少青春女子墮入色情行業,有多少人被迫生存在生態遭到毀壞的環境中,還有多少人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這樣的代價已經為整整一代人所承受,但要償還這筆龐大的社會負債,卻不是下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新生「富有」階層的人口比重不過百分之幾,卻占有了絕大部分的社會財富。這個「富有」階層的財富從原始積累到高速膨脹,少有來自辛勤的體力勞動和創造性腦力勞動,也少有來自技術創新,而是高度依賴政治特權和制度性腐敗,寄生於不斷擴大的壟斷和寡頭經濟。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中國改革背離初衷走上歧路?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是極權主義、威權主義和集權主義「雜合」而成的「中國特色」政治體制。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不可能有權力制衡、法律約束和輿論監督,不可能建立合理的產權制度,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權力和財富的結合,傳統行政資源和現代市場經濟工具的結合,本土資本和國際資本的結合,壟斷國企和跨國公司的結合,「土八路」、「紅衛兵」和「華爾街」的結合,「共產主義」和「福特主義」、「消費主義」的結合,「中央集權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結合,使中國突變出一種古今中外罕見的奇特「能量」。此種由貪欲、權勢和資本混合而成的「能量」,導致中國社會的全面失衡。

 

有一種很有影響的說法:以投資拉動和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已經不能繼續。這只說對了一部分。支撐過去增長模式的還有充裕和廉價的勞動力,以及與之聯繫地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如果說,中國經濟發展曾經有過「改革紅利」的話,這個「紅利」並沒有在全民中間進行合理分配,人民事實上早已被剝奪了參與分配的權利。如今,財富的不公正分配、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僅徹底完結了「改革共識」,而且從根本上動搖了經濟發展和增長的民意基礎,戳破了「增長就是一切」的迷思。多年來,不少人比較中國和俄羅斯、東歐,認為中國的「漸進改革」或者「增量改革」要優於俄羅斯和東歐的「休克療法」,甚至實現了「偉大」的制度轉型。[2] 顯然,這樣的結論下得過早。評價任何歷史性變革,經濟增長速度並非最重要;重要的是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財富如何公平分配,以及經濟增長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如果把「改革」比喻為行駛了三十五年的一輛列車,十幾億人是乘客,政府是車組人員。車組人員已經更換多次,車體很少維修。乘客從失望到絕望,卻依然不知道這趟改革列車還要走多久,盡頭在哪裡。現在,已經到了全體乘客和車組人員都要面對如何把列車從歧路搬回正軌的時候了。否則,列車越走越遠,難以避免出軌傾覆的危險。這樣的代價是整個民族和國家所承擔不起的。

 

什麼是改革的正確軌道? 1980 年代旨在經濟上「藏富於民」和政治上「還權於民」的改革,就是中國曾經實踐過的正確軌道。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和繼承1980 年代的改革遺產。為此,必須轉變「運動就是一切」的思維方式,正視「改革的宗旨、內容和目標」。現在最緊迫和重要的選擇是:打破壟斷資本主義和既得利益集團的格局;抑制壟斷,建立市場經濟,實現公正競爭;增加促進社會平等的公共支出,重建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徹底改革稅收制度,使之更公平、更有效率;縮小貧富差距,緩和社會矛盾。而實踐所有這些選擇,都需要一個得到權力制衡和人民監督的好政府,也就是「憲政民主」政府。

 

「憲政民主」的路就在前面擺著。中國現在的問題早已不是憲政民主道路對不對、可行不可行,而是如何邁出第一步的問題。統治階層須糾正其對人民素質的嚴重偏見,克服對民主政治的恐懼,並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和抵制。人民則需要信心、理性、勇氣和參與。烏坎村民已經做出了很好的榜樣。

 

在這方面,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興起於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很值得思考和借鑑。那時美國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陷入危機:壟斷嚴重,貪婪和腐敗盛行,貧富差距急速擴大,社會分裂,道德水準低落,「只要我能發財,讓公眾利益見鬼去吧」的理念瀰漫全國。但隨著進步主義運動的展開,美國開始實施反托拉斯法抑制壟斷,制定法律保護環境、保障勞工利益、保護食品安全。今天回頭再看美國的「進步主義」,不難發現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在避免社會分裂的前提下,縮小貧富差距,促進公平,增加平等機會。

 

1910 8 31 日,曾在進步主義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前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告訴人民:每一次為了人類更好所進行的富有智慧的鬥爭,都要以實現更大程度的機會平等作為最主要的目標。[3]今日中國也需要一個類似美國「進步主義」的社會運動。然而,美國當時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已經相當成熟,並為「進步主義」提供了歷史前提;通過這次運動,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也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中國顯然尚不具備這些條件。就此而言,中國的社會進步亟需突破政治體制的制約,從而實現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良性循環。追求實現憲政民主和促進機會平等,是擺在我們眼前急迫的雙重任務。

 

憲政民主也是世界的主流和潮流。自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俄羅斯和其他獨立之後的前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國家實現了民主憲政的轉型;絕大多數的拉美國家,亞洲的印尼、馬來西亞、緬甸等國家,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先後回歸民主憲政之路。近年來,阿拉伯世界重新啟動民主憲政進程。民主憲政迅速在發展中國家得到普及。普世價值和民主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如此傳播。這一切表明,在當代世界存在著兩種全球化,一種是由跨國公司主導的,以資本和貿易自由化為特徵的全球化;還有一種由數十億人民主導的,以民主憲政為特徵的全球化。沒有後一種全球化,人民不可能制衡與前一種全球化相聯繫的跨國公司的擴張,政府和壟斷企業的聯盟和制度性的貪污腐敗;人民也沒有可能形成對抗世界範圍內貧富差距擴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長期地脫離和違背後一種全球化。

 

        當這本書和讀者見面的時候,已是2013 1 月。百年前的1913 年,是中國現當代史上的關鍵一年。這年以全國性的參眾兩院複選、憲法討論會成立開始,接著宋教仁遇刺,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依法就任大總統。到了年末,新國歌《於萬斯年歌》廣泛傳唱。但正是在這一年,中國與民主憲政失之交臂,種下了不按法治原則解決政治衝突的先河,國家也從此進入了持續不斷的政治動盪和各式各樣的革命。[4] 我多麼希望百年之後的2013 年,能成為中國各種健康力量得以整合,重新建立分配正義,形成「憲政民主」共識和啟動民主化進程的歷史拐點。

 

朱嘉明

2012 12 28 於國立台灣大學



[1]   基尼係數是世界公認的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指標。根據中國官方統計,中國基尼係數在1978 年是0.3172000 年開始越過0.4 的「警戒線」,2004 年達到0.465。此後,官方不再公布國內的基尼係數。中國社科院報告稱,2006 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4962012 12 月,中國西南財經大學報告顯示,2010 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為0.61。報告結論是:「當前中國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見。」(《大公財經》,2012 12 11 日)。另據英國《經濟學人》:中國的基尼係數在1980 年不足0.3,在2010 年是0.42(也有0.48 的計算)。拉丁美洲國家的基尼係數從2000 年的0.53下降到2010 年的0.50。(《經濟學人》雜誌,2012 年,10 13~19 日)。

[2]   近年來,最有代表性的是若干外國學者作為集體作者的著作:[ ] 勞倫.勃蘭特,湯瑪斯.羅斯基編,《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格致出版社,2009 年。

[3]   希歐多爾. 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 演講原文是:“In every wise struggle for human betterment”,“one of the main objects, and often the only object, has been to achieve in large mea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4]   就在此書付印時刻,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2 12 22 –2013 1 4 日)刊文〈宋教仁之歌〉(“The song of Song”),講到1913 3 20 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的遇刺身亡,並未被世界所知曉。但是,它可能改變了中國的歷史。文章提出了這樣的假設:如果宋教仁未被刺殺,孫中山就不可能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也不可能有那麼大的權力。整個國家就不會陷入災難。這是一個其實存在著其他選擇的歷史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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